为推动经典诠释及交叉研究，受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委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联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于9月5—6日在西安承办第十届中国诠释学青年论坛：“学科交叉中的诠释学”。

5日上午，论坛开幕，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论坛共设四场大会发言。大会报告上半场由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占虎教授主持，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作报告。大会报告下半场由《浙江社会科学》戴道昆副主编主持，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栋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王骏副教授作报告。

傅永军教授致辞说，诠释学不仅是一种西方哲学运动，而且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回应。他倡导中国诠释学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独立的话语体系，使诠释学变成中国的诠释学。他强调，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已经开始脱离经学变哲学的模式，不再是朝向西方哲学范式的转变，而是越来越重视对本土资源的开掘。他表示，诠释学专业委员会特别重视青年论坛，期待论坛取得丰硕的成果。

潘德荣教授作题为《何谓“汉语”诠释学？》的报告。他指出，汉语诠释学之“语言”（英译为“Sino”，全称为Sinology）在方法论上最核心的部分是“语文学”（Philology）加考据学。报告比较了中国经学与西方解经学，认为二者都经历了从松散文本到神圣正典的漫长过程，也都发展出极为复杂的诠释体系。他强调，中国经籍之确立与诠释服务于世俗政权的政治秩序与士人的道德修身，并且中国经学传统具有兼容与包容性。

傅永军教授作题为《分殊的诠释旨趣与层级结构的总体诠释学》的报告。他指出，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造成了谱系失衡，须在总体性框架中重整。报告以“旨趣”概念为枢轴，将诠释旨趣分为存在论、知识论、价值论三重旨趣，分别对应本真理解、正确理解与意义理解。进而提出“树根（存在论）—树干（知识论）—枝叶（价值论）”的知识树模型，构成一个兼容不同诠释旨趣的开放的总体性诠释学体系。

杨栋教授作题为《理解和解释的距离》的报告。他梳理了理解与解释之关系在哲学史上的两次转变：其一，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到狄尔泰，理解与解释最终形成距离并被明确为一种意义问题；其二，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理解、解释和应用构成同一诠释过程的内在环节。他强调，在哲学传统中，理解与解释总是紧密联系的。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理解与解释发生了分离，解释由意义活动转变为制度、系统行为，解释权问题也日益突出。

王骏副教授作题为《理解之医术：近代早期诠释学的“诊断—治疗”模式》的报告。他指出，近代早期诠释学并非机械规则，而是一种医学式解释模式：先诊断阻碍理解的“病因”，再施以“治疗”。报告梳理了弗拉西乌斯、丹豪尔与兰姆巴赫的思想，指出该模式含“诊断文本与解释者的双重病因”与“运用规则排除妨碍”两个环节。他强调，诠释学技术不是“能制作”而是“能恢复”的技术。

5日下午和6日上午，论坛举行了八场分组报告。来自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者围绕文明互鉴视域中的诠释学、马克思主义与诠释学、现象学与诠释学、汉语诠释学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展开了研讨交流。6日中午，论坛举行闭幕式，由山东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中国诠释学》编辑部宋陆助理研究员主持，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栋教授作会议总结，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作闭幕致辞。

本届论坛呈现出四个鲜明特点：第一，回到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同时重新打开诠释学的思想史纵深；第二，中国经典诠释与汉语诠释学的研究更加注重从具体实践中提炼一般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与诠释学的会通从一般性的理论比较，进一步转向劳动、实践、历史性和社会批判等具体问题；第四，诠释学的跨学科展开明显进入人工智能和数字社会的新语境。学科交叉正在从“借用诠释学解释其他对象”转向不同学科对诠释学本身的反向塑造；中国诠释学研究正在从抽象谈论中西会通，转向立足汉语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当代中国经验，探索能够参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概念表达。本届论坛的青年学者报告在深度、广度与前瞻性上均有充分呈现，展现出突破旧有知识范式、紧追理论前沿的创造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