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奋斗，超越了既有的现代化范式，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海外分析者从不同视角，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理念、生成逻辑和意义价值辨析探讨，其中不乏客观评价和观点，但也存在误识和疑虑。对此，应当从全球意义上的政治治理价值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从文明复兴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阐释现代化的多维性和共通性。
［关键词］海外学界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 人类文明新形态
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它们在此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优势。二战后，许多后发国家纷纷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时期，并在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摸索出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范式。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奋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超越了既有的现代化范式，探索出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新方案，具有深远的世界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必然会引发海内外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再认知。
近年来，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突出比照，使海外分析者重新审思自身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后，中国式现代化迅速成为当前海外分析者的主要议题之一，他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新的历史阶段，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要坚持自信自立，也需研究“他山之石”，更需要与外界就现代化问题形成理论对话。本文以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理念、生成逻辑、意义价值等方面的探讨为逻辑主线，提炼其核心观念，分析其价值关怀，以资借鉴。
一、海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的探讨
海外学界非常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存在的结构性和本质性差异，并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进行探讨，从不同视角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某种状态或特点，总的来看，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时序；“双强型”的央地关系；公有制主导的混合所有制；新型举国体制；国防和军队高速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
第一，巨大的人口规模。海外研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其中最无法忽视的是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学者指出，中国通过改革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转变为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雇佣劳动力的国内外公司的成本，并大幅提高了利润，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核心引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及大量高素质人才可以有效地降低人力成本，并提供巨大的市场，是独有的资源优势，同时也为加速创新提供了平台。中国发展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源的迅速增长，产生了大量拥有非常卓越领导能力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这使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经济影响力，而这建立在巨大的人口优势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并具有巨大且购买力强的市场，这有利于中国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果加快发展，建设成一个全面工业化的高科技社会。
第二，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时序。有分析者认为，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战略，即由国家主导发展工业化并取得成功，之后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将这一想法应用于中国背景，关注渐进的转型过程并不等同于放弃更大的改革目标。这意味着，首先完成过去没有充分发展的部分，然后追求具有更高维度更深层次的渐进变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改革持开放态度，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体系可以通过被科学地设计而提高其整体效率，从而采取了渐进式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程，这带来了更强大的国家权力，并且避免了东欧所使用的激进模式带来的经济迅速衰退。“为什么中国如此成功，而俄罗斯等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却失败了。答案很简单：中国没有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张的改革，而是逐步开放了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政府开放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事实证明，这一战略适合当地条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通过不断提高现代生产技术，并运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方面成功且快速地实现了现代化，但它仍面临着后现代化的挑战，即法治形式的政治现代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妥善处理国际关系。
第三，“双强型”的央地关系。许多海外分析者指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维护中共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赋予地方政府较强的自主权力，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双强型”的央地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通常充当中央在地方的代理人，由于中央支持权力下放，地方领导层获得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控制权，并在地方政府运营方面减少了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但在调控经济资源和税收方面，地方和中央仍存在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其在区域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扮演了“变革时期制度转型的驱动力、市场重要资源的分配者、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领导者、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者”的角色，尽可能调动资源，不遗余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全世界很少见。中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权力、经济资源和干部激励等多种方式，推动地方政府实施改革，这有利于相关政策从中央高效地延伸到地方，以便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第四，公有制主导的混合所有制。有学者认为，中国探索出了混合主体驱动的创新发展道路，一方面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利用私营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充分激发了两者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包容性发展。还有学者从共存理论的视角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教条，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所有权领域有机融合，从而既能利用市场进行资源分配又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有学者指出，在国家政策的压倒性驱动下，中国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在全国各地推动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使本土技术力量崛起，高科技公司不断被孵化，科技成为新的强大驱动力，促进中国向科技创新型国家转型。“一个大型经济体可以通过专注于某些优先事项来完成伟大的使命。中国可以利用举国体制，集中大规模投资在某些领域以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从跟随模式转向领导模式。一些关键领域甚至可以进行重大转型，而其他领域可以赶上甚至领先于国际水平。”通过持续对科学教育事业投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文章生产国”。
第六，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海外分析者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更加现代化、更有能力的军队转变。陆军通过扩大新型战斗部队重新优化了组织结构，陆军航空和特种部队在人员数量和装备方面都得到了巨大提升，而网络战能力也大幅增长。同时，解放军组建了新的联合军旅和营，集团军结构更加标准化。中国军事现代化在高速进行，集中体现在军事结构重组和改革、发展现代空军海军、开发巡航导弹和强化海军力量投射能力等方面。重组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有所减少，但更加强调高技术装备和精锐战斗部队的衔接。有学者从现实主义理论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现代化进程，在组织架构、武器装备、战略理论方面实现了现代化，大大缩小了解放军和美国陆军之间的力量差距，这将使中国在全球的权力投射足以保护自身全球切身利益和应对安全威胁。
第七，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重要性，旨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公信力，重置公众表达界限，使舆论避免偏左或偏右，将其保持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更好地应对现实挑战。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策略方面发生了转变，更加重视使用照片、视频、动画等新的视觉媒体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流行文化和亚文化更加包容，这“表明共产主义话语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对融媒体技术的复杂运用证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更自在、严谨和充满活力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治理收紧一方面在于引导国内舆论，维护政权合法性与稳定，避免发生类似致使苏联解体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在于努力影响全球对中国的看法。还有学者认为，中国通过数字技术对互联网舆论进行治理，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动员能力，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了更迅速和直接的信息渠道，强化了国家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信息流通受限等问题。
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念的辨析
基于特定的立场，海外研究者深入辨析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重要理念，从政策规范、历史文化、经济效益、地缘安全等不同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解读。其中关注度较高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再平衡，通过开发庞大内需市场中的处女地，中国将消费需求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以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复原力，为独立自主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条件。海外分析人士认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意在解决国际贸易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虽然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有助于中国增加收入，但它也带来了新的经济风险。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贸易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取决于其贸易伙伴的经济实力，而这并不总是容易预测的。”有学者认为，中国优先考虑内循环的原因有短期因素和长期考虑。短期方面，中国需要应对美国设置贸易壁垒、滥用科技霸权等造成的出口受限和“脱钩”可能。长期来看，中国内需市场庞大，“培养以内循环为支柱的新发展模式的建议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二，共同富裕。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包容性发展的首要目标，主动追求城乡协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是中国和全球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合理长期追求。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不足、各区域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等挑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在演变。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超1/6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推进共同富裕，在物质方面取得进展（本土创新、产业升级和双循环，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与国际进出口市场）的同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此外，还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公民权益和政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自我革命。海外分析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持续进行自我革命，吸收包括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生力量，以更开放和系统的方式进行决策，对腐败、环境等问题的追责力度正在加大。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成熟的选人用人机制，人才被政府吸收后将成为接受过系统教育和专业培训的技术官僚，他们可以理性、专业、务实地解决问题，同时，他们通过和党内外的不同精英合作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具有“精心策划的官僚选拔、评估和晋升过程”，通过层层考察和选拔，对官员形成激励。中国还通过中共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舆论监督等方式反腐败，使中国的腐败程度低于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国家,为世界政治治理提供了成功的替代方案。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针对倡议提出动机，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解决债务扩大和产能过剩等宏观经济问题，客观上，这创造了经济机会，为经济规模不同、发展水平不均的国家展示了更好的包容性的全球化计划，因此前景广阔。影响方面，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人民成功融入国家和世界发展潮流，并帮助世界和中国建立日益稳固的贸易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全球形象。“自习近平主席成为领导人以来，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参与呈上升趋势。这种参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关重要。中国不仅在该地区提供了稳定的秩序，还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安全保障。”还有学者基于在马拉维、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地进行的实地研究，认为中国强调不干涉和共同利益，在走自身的发展道路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共同发展的目标。分析者还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缓释地缘政治猜忌等挑战。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分析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反映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先进思想体系所蕴含的智慧，代表了国际合作和秩序的新视角以及发展、安全和文明的新概念，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有助于解决地区发展问题，促进实现持久和普遍的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更美好未来的全面建议，它基于国家间双赢合作，否定零和博弈心态，遵循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反映了中国对国际法社会基础的新理解。它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全球治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注整个人类和个人，突出了国际社会的最终问题，并强调了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和相互依存的联盟，这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促进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法治化。
第六，“两山论”的生态环境理念。关于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是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重大转变。有学者指出，在国家推动下，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采取了与西方不同的环境治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新能源、加强环保执法、进行机构改革等，迅速治理了环境污染。但同时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问责制，提升数据质量和管理水平，扩大公众参与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坚定地扎根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而这使得“中国的政治行为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从而达成降低碳排放量目标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有学者通过对广州水污染治理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环境治理的经验表明，通过加强通信技术的支持、公民的参与、信访的监督，可以使政府克服自上而下落实政策和促进公民参与方面的挑战。”有学者认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制定有关荒漠化防治、涉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启动系列国家生态工程项目，取得显著成绩，对其他国家缓解土地退化和改善生态环境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的分析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和重要理念深入探索的基础上，海外研究者从政党、体制、经济等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观点。
（一）政党主导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进行“超级宏观调控”，发挥全面影响，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有利于采取特殊措施和政策安排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形成强劲增长的独特优势。“中国能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支强大且结构化的共产党员队伍。中国共产党广泛扎根在社区和公共场所之中——这确保党能够时刻关注并及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特有原因在于“有效的政府干预，包括远见卓识的领导，健全的制度架构和相当高效、相对廉洁的官僚体系”，而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独一无二且不可复制的地位和作用”是关键。“如果中国共产党堕落或被推翻，尽管中国人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也没有时间重建一个能够拯救中国免受美国对其发动的‘混合战争’的国家灾难的政治组织。总之，中国的整个命运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和平发展，不仅成功应对了国内各种风险挑战，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负责任政党的作用。有学者在比较中苏改革后认为，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优势，使中国迅速崛起而苏联最终解体的关键区别是中国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更为成功，具体包括：坚持共产党的权威、步步推进的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在国家治理和市场活跃的金融机构之间，一个意识形态健全、制度完善和高度网络化的组织结构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中国经济领域中的资本流动不是作为市场自由化或国家计划的产物，而是根据其与中共的权威的关系来调节的。因此，可以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管理资本主义积累的治理体系的核心，而不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包围的僵化的威权组织，或者是一个坚定的自由化的拥护者。”
（二）体制优越说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方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奠定了中国经济秩序的基础”，而这正是“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相比无法估量的优势所在”。“中国在过去30年里一直保持着一贯的立场，它非常谨慎地从试点开始，新模式在有限的风险下进行测试；一旦经验被证明是成功的，它就会被扩展到更大的领域。这种方法与美国或欧洲作出的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其能够持续积累和迅速掌握新的复杂情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政策而不是市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适当的政策，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对制约因素和风险进行娴熟管理，获得了显著的比较优势。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是中国政府积极刺激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着以下作用：制度转型的驱动力；大量资源的分配者；社会和文化变革的领导者；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者。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谜底。
（三）经济驱动说
“中国政府不仅考虑共产主义政治结构的持久性，还着眼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联系，他们务实地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他们的经济改革方向，利用一个基本因素（尽管不完美）——市场——来振兴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通过政府主导、双向互动探索和实践，构建了基于国家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注于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权威、秩序和活力。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发展的前提是接纳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并向世界市场开放。中国由此走上了逐步和有选择地融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道路，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性也导致了中国政治经济的跨国化。而经济的跨国化既能促进，也能改变和限制中国的发展及其与自由秩序的相互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根据生产力条件不断调整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各种政策，形成“动态发展优势”（dynamic development advantage），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维的积极互动，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制度和技术条件，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符合市场经济下社会化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要求，并更快地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四）意识形态推动说中国国家权力增加的最关键因素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仍然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使得转型的过程十分平顺，并让国家能够将其精力聚焦到更关键的实际问题上。中国在改革开放最初几十年，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塑造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使中国公民保持对国家政治机构的高度信任，巩固了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广泛使用和谨慎管理大众媒体，将其作为维护稳定的手段，因为它们具有议程制定、教育和说服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可能动摇的危机时期，使用媒体来引导公众舆论以维护稳定已成为宣传工作和危机沟通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理论和广泛的组织机制，通过不断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有效地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国内政治支持，防止意识形态颠覆。中国利用互联网来应对挑战，使国家保持动态竞争力，并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通过技术经济和思想指导寻求内向的权力巩固。此外，也有分析者指出，尽管中国努力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但“国际社会各阶层仍然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持负面看法，并且这在西方国家很常见”。
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价值的评估
评估意义价值也是海外研究者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视角。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以及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感知由模糊走向清晰和具体。除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概念和生成逻辑外，他们更多地从中国自身、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治理等切入点评估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价值。
第一，化解了现代化道路中的挑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决策者参考学习了以汇率贬值、金融抑制和限制国内消费为基础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胆地建立了经济特区，将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和跨境生产的流入动态结合起来。中国凭借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和丰厚的规模经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资本的快速积累为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技术、研究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雄心勃勃的投资创造了条件，并使中国迅速从资本稀缺转变为资本丰裕状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最大出口国、领先的新兴经济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已经使8亿人摆脱了贫困，并计划在2020年再让3000万人摆脱贫困，并解决其他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社会权利有了很大改善。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有14.2亿人口，即世界人口的18.47%，这种社会发展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巨大成就。”中国建立并利用多边合作框架，以有利的方式塑造外部环境。通过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倡议，中国保证了运输线路，取得了获取必要物资的自主权，此外，通过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化解了西方民主的潜在压力。
第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建立在掠夺、战争、流血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是基于独立自主、和平道路、国际合作的现代化，为全人类提供了新选择。”中国政府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形成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机制，将资本引向提高工业附加值相关的战略优先事项，刺激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和产能转型，使产业链等级提升，避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被边缘化。这为越南提供了另一种工业发展模式，可能会使越南走上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倾听人民声音、打击腐败和提高执政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党，可以给其他被政治混乱和社会鸿沟深化所困扰的政党提供经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改善民生，为非洲国家带来启迪。
第三，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方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能走经典的共产主义道路，需要通过特定的方案补足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元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避免了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经济停滞。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实践中，也体现在理论领域——概念化和引入一个已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系。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政策为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俄罗斯造成了政权和经济灾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则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成就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其“发展生产力方式的成功，超过了迄今为止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尝试”，积累了丰富的具有国际意义的经验。
第四，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唯一亚洲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从未鼓励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并相信能够通过协商和谈判和平解决全球和区域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表现出了彻底的飞跃。“中国的发展需要被乐观地解读，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并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发展。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可能导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能力的增长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使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行为体，能够利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权力支撑来解决其他问题。有学者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中最常使用的单词和趋势进行政治修辞和语言分析，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接近全球权力中心地位”。还有学者表示，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打破西方对国际经济的垄断，促进发展权，同时保护后进者，即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和改善经济的渴望，并促进国际法律法规的实施，防止富国和强国的绝对控制”。
五、启示
综上所述，海外分析者从特定的立场出发，运用不同的分析范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维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其中不乏很多客观、正面的评价和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有部分分析者存在“金德尔伯格陷阱”“新殖民主义”和“制度输出”等误识和疑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并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然引发海外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一轮理论探讨。因此，在研究海外已有看法和观点的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并及时与海外开展探讨和对话，本文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应从全球意义上的政治治理价值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海外分析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发生普遍积极的转向，不是偶然和表面的现象，而是有深层的理论和现实动因。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撑下，西方国家提出“华盛顿共识”，长期垄断对现代化路径的理论诠释，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力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制度输出，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等治理失败，西方国家自身也深陷经济和社会危机泥潭，出现了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6·11”游行等抗议活动，这凸显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和危机，证明了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而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进行改革开放，将坚持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机嵌入中国政治结构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体现了旺盛的道路生命力，提供了崭新的发展选项。在“一荣一衰”的比较中，海外分析者对中国的认知更加趋近实际情况，这也启示我们要坚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注重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治理模式的独特价值，强化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二）应站在文明复兴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海外分析者基于特定的立场、视角、方法跟进研究，为我们从文明复兴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提供了理论观照。中华文明有光辉璀璨的历史，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伟大贡献。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陷入了文明蒙尘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博采世界多元文明之长，摒弃“文化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之短，走自己的路，建构了中国的现代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人类文明观，形塑了中华民族文明自觉和文明复兴，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改变了世界文明进程。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对不同文明形态和发展经验的比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凸显了对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愿景，启发我们在发展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其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丰富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大意义，从而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三）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阐释现代化的多维性和共通性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沉疴顽疾，为世界提供了全新治理蓝图,具有建设性和未来性。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实现人口巨大规模的现代化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富足，完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特色分配制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驳斥“弱肉强食论”和“零和博弈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普遍遭遇的“四大赤字”危机。立足大历史观视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备多源流、多形态的特征，不同文明间平等、开放的沟通和对话，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证明了现代化具有多维性，同时，其蕴含的丰富的、共通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完善或迈向现代化提供路径参考。因此，应当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的理论建构和经验诠释，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现代化经验和成果，增进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认知，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认同，共同避免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缺陷与不足，在对话和探索中缓释疑虑、消除误识，使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