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类文明交往的程度日益加深。秉持胸怀天下，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交往的价值困境作出了有力回应。全人类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以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实践来源、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价值目标，成为引领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的价值基础，内蕴着引领文明交往从冲突走向和解的内在逻辑。然而，资本的无序扩张、全球治理权力的单一占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控制不断破坏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根基，阻碍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和弘扬。因此，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往，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在解决人类交往的共同问题中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条件，在培育和塑造人类文明的共生文化中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精神给养。

关键词

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63这一论述为世界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审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及其对文明交往的现实意义，深刻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往的内在逻辑，正视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往的现实困境，在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不断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引领文明交往朝着更加良性、积极、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往的内在逻辑

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从民族走向世界。西方国家从文明冲突的视角理解文明交往，把文明视为西方文明取代世界其他文明的过程。当前，西方文明不断向世界扩张，形成对其他文明的“精神殖民”，引发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同时资本逻辑宰制下现代性文明的弊端日益凸显，促使“交往的力量”“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2〕538，阻碍了文明普遍交往的进程。与此相反，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通过“和解”的方式推动文明交往，彰显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文明交往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是不同文明在价值追求上的最大公约数，其生成和发展内蕴着引领文明交往从冲突对抗走向对话融合的内在逻辑，追求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必然。（一）理论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它不是“观念地”预见未来，而是从问题本身出发，“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2〕528。全人类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立足于人类社会，以面向“事物本身”的价值事实摆脱了意识形态偏见，体现了共同价值最高类主体的客观性、具体性、历史性，预示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还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方思辨哲学共同的特点都是撇开历史的进程，“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2〕553，以抽象的概念和意义理解和解释世界，最终使现实世界的一切真相都淹没于抽象世界和概念范畴体系之中。正是基于西方哲学解释世界的这种方法和抽象的人性论立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编造神话的办法，把“宗教的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并通过思辨论证来加强这一统治的信念，提出超越阶级、国家和时空条件，具有绝对独立性和完善性的价值论断——“普世价值”，把个人按照满足彼此之间的自然欲望“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实现了虚假共同体对真正共同体的取代，实现了抽象交换价值对真正的价值事实之遮蔽，实现了对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明、文化、信仰差异之任意抹杀，完成了人类历史的所谓“终结”。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高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深刻洞悉到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的现实关系，特别是看到了人与人交往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2〕501。因此，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之上，对现实世界中人类“生产—交往”活动演进趋势的客观真实反映，彰显了现实人性在日益普遍化的世界历史交往实践中建构自身的成长过程，它探寻的是对类主体具有普遍意义与效应的客观真实的价值事实，它既是植根历史实践的“实然”，也是反映人类共同追求的“应然”。这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特性，使全人类共同价值较之于“普世价值”，更具有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凸显出无可置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能够引领人类文明交往的“真实”价值。（二）现实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一般来讲，将人们的某种意愿联结起来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血缘、宗教、地理、文化、利益等。有些学者过分夸大文化的联结作用，忽视物质生产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交往现实基础，以此提出文明交往的前景是建立一个“西方化的世界”。从哲学视角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支点，对于宗教、文化、语言等社会意识形态，必须剥去其外观的独立性，从它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予以说明。因此，文明间的利益交往是构成文明其他交往方式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支撑，“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3〕307。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决定了作为人类主体共同需要的现实客体——共同利益，在促进个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更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文明依存产生的共同利益，既是文明进一步交往的深层驱动因素，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现实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基于社会全体成员相互依存关系而存在的共同利益被异化为资产阶级成员的“共同利益”，表现为自私利益的交换，“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2〕537。建立于虚幻共同利益之上的“普世价值”始终奉行的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利益观，形成的是牺牲他国利益、片面追求自我满足的狭隘交往观，无法作为人类交往的共同价值。恩格斯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99当前，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一体化”形成，促使世界各国的彼此利益更加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各文明间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度互动关系。共同利益的内容也随着社会分工和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而日益丰富，体现在更多领域中，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人类共同意识的发展获得重要契机。“人类生存上的依存性带来的基本共同利益、利益的交互性带来的生产上的共同利益和主体的联动性带来的发展的共同利益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5〕因此，建立在各民族国家共同利益之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觉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成为各文明主体广泛认可、能够将全人类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价值原则。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必须从各国共同关心的现实诉求着手，谋求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实现文明交往的“正和”效应，使各国在自觉维护共同利益中培育共同利益观，取得最大的价值共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的价值表达。（三）实践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实践来源“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从哲学视角看，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内，“是贯穿一切特殊性之内，并包括一切特殊性于其中的东西”〔6〕351。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基础是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它强调在多元文明的交往实践中探索不同文明在价值追求上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工具，将西方文明确立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典范”，意图参照西方的模样为人类构建一元的文明世界，造成不同文明间的对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证明，多元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殊价值都是构成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元素，如果没有不同文明的特殊价值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根基，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是一具“空壳”，陷入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之中。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不同文明之间充分实现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明的冲突，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建立在人类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内涵的不断发展必须以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实践基础，它把共性置于个性中理解，是扬弃了个性后实现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价值共性，是在百花齐放的文明特殊价值之中凝练出的“互通性”价值。正如习近平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7〕425这就道出了特殊价值之中蕴含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可见，立足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事实，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化异为同，就能找到共同价值。（四）价值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价值目标价值是人创造的，也是为人而创造、服务于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归“人”的价值逻辑，始终关怀全人类的生存现实，强调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体现人类的自由解放与人类文明相统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从对人的依赖关系过渡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统治的阶段，由于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交换价值获得普遍性外观，人与人的丰富关系被物与物的单一关系所取代，具体的个人在交换范畴中被抽象化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关联在一个满足私利的市民社会中，呈现出“残酷的、动物般争斗”的自然交往状态。因此，扩张至全球的“普世价值”，本质就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和理论表现，其目的是为了将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发展方式、等级结构嵌入世界范围，“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8〕。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普世价值”为旗号，将西方文明推向全球，仅仅是便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地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渗透。回眸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说，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文明交往史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价值规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53。因此，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大厦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始终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规律，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它维护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共同的利益诉求。习近平指出：“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7〕425可见，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根本遵循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

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往的现实困境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合乎历史发展趋势，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价值，为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基本的发展方向，成为推动文明交往的重要手段。然而，受资本全球无序扩张、全球治理体系的单一主导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控制的负面影响，不同文明交往常常陷入无止境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严重阻碍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践行，促使不同文明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交往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文明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一）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阻碍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指出，各国交往频繁，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发展是各国的第一要务，要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普惠各国人民。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文明交往得以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价值取向。世界各国只有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才会拥有加强对话合作、实现文明交往的现实场域。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凭借资本追求生产力绝对发展的强大势能，将“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10〕928创造出来，实现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然而，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其主要目的仍是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增殖属性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全球，在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资本全球化之工具化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阻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促使人类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导致世界的战争与冲突。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中资本逻辑操控的日益加深，资本的“抽象统治”将整个人类文明带入“同一性”的暴政中，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采取军事战争、民族冲突、贸易战等野蛮手段，不断干涉他国内政，干涉、侵害他国权益。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和军事大国，从其建国至今的246年间，就有230年在进行战争，无论是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是近期对俄乌冲突的搅局，无不体现美国某些利益群体的煽动怂恿。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导致世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深。从文明交往的规律看，文明交往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表现为静态上的现实差距和动态上的交替互变性，也就是说，文明间发展的差距是暂时的，交往过程中人人都享有发展的机会。然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表现为剥削者财富的积累与群众的贫困积累，也就是说，资本越发展，两极分化就越严重。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必然扩张至全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全球建构一种“中心-边缘”的差序交往格局，实现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与支配。比如：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都体现了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个经济圈对其他落后国家的贸易掠夺，其结果势必造成被剥削国家人民的贫困不断积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现实已经证明，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在体现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将资本主义的野蛮属性暴露无遗，它披着文明外衣，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消解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文明之殇。当今世界，资本已经在全球获得全方位扩张，深深渗入世界的每一寸土壤，资本全球化的负效应也使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对“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实践带来巨大挑战与冲击，成为困扰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问题。（二）单一文明主导的全球国际治理体系阻碍公平与正义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明观视野中，建立在一定秩序基础之上的社会交往是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本条件，不同文明主体只有公平正义地交往，才能从深度和广度上推动世界格局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公平正义回应了人类社会的良好秩序要求，成为全球交往普遍展开的道义基础，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价值愿景。西方学者在判定人的行为时，首先假定人是“理性经济人”，在此基础上，确定人抽象独立的平等关系和个人私利的共同需要，也就是说，它把现实生活实践的公平和正义不再看作道德问题，而仅仅视为一个经济问题。为此，标榜这种虚假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和化解全球问题的“最优解”。这种脱离生活事实和生活真相的理论前提自然会受到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由于这种原子化、抽象化的个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所以人与人并不平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中，资本作为财富的标志不断增长的同时，也一定会造成社会权力的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关系和统治关系。表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其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先进生产力的垄断，在国际社会中派生更大的政治权力，从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实现对世界其他文明的“统治”。纵观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无论是最初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二战结束后的雅尔塔体系，其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实现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物质财富上的优势后，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全力推行自己的文明主张、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力，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构建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最终，全球治理体系被少数西方强国所掌控，日益演变为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己私利，维持西方文明统治地位的单向性全球治理体系。在这种单一主体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下，一切国际纠纷的解决和制度设定全部依附于西方大国的权力意志和利益诉求，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协议，都是以对资本增殖的利弊作为衡量尺度，一旦达不成合作或者触及其“既得利益”，他们就会立即卸下面具，采取一切行动，打压一切趋向公平正义的制度实践，造成国际主体间信任的缺失，文明的隔阂不断加深。可见，单一文明所主宰的全球治理体系，必然阻碍国际公平与正义。（三）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阻碍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目标，“不同国家间之所以能够跨越制度差别而产生广泛联系，得益于国家自身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高度发展”〔11〕。民主与自由作为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为价值目标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意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从历史的视角考察，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和自由，还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都曾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通过高扬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实现了为整个人类世界“祛魅”，使人类从自然和神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因此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最初形态。然而，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剥削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2〕41。因此，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12〕684。“普世价值”的出现，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意识形态手段，“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36。他们把这些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理性认识永恒化、固定化，使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排挤和打压其他国家的工具，妄图以抽象化的西方人性论来夷平一切差别，消除文明的一切实质性内容，表面上看似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实则是潜藏在资本主义文明深处的经济剥削、政治霸权、文化渗透的价值外溢。这种蛮横的“文化霸权”使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要按照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行事，一旦超出西方制定的规则和标准，就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和打压。在西方意识形态“普世的光”照耀下，人被暴露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中，财富成为衡量民主、自由的唯一尺度，人类文明不仅没有走向正确方向，反而在文明交往中越陷越深，而“‘普世价值’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9〕60。这些都暴露出以“普世价值”为主导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往的实践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了不同文明在价值追求上的最大公约数，代表了人类文明交往中最美好的价值共性。因此，中国和世界各国必须通力合作，在解决人类交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使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弘扬和践行；在培育和塑造人类文明的共生文化中，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精神给养，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推动全球化文明发展和实现文明和谐共处的重要力量。（一）在解决人类文明交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文明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进一步迈进，“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13〕272，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此，以往作为理论愿景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了深厚坚实的现实基础。然而，世界各国和民族在更加密切互动的同时，也显现出更加频繁的摩擦和对抗，表现为宗教分歧、民族对抗、政治纷争等，特别是西方价值的文化殖民，造成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价值困境。从马克思的历史观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567。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的人类社会，由于过分强调本国利益，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他们表现为兄弟情谊，“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10〕282，这就使人类文明的整体性不断消融，全球呈现出一种“逆全球化”潮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出现，致使全人类共同价值处于难以实现的应然状态。文明的交往不仅表现在人们通过全球化合作，能够实现利益的相互交融以及机遇和成果的共同分享，而且还需要人们在面对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难题中，能够达到风险与挑战的共同分担。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全球性问题的逃避，不仅没有使世界各国彼此团结在一起，反而使文明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还需要回到现实问题中，在促成解决人类交往的共同问题，实现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14〕13当前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当下，战争冲突、生态危机、疫情肆虐等全球性危机阻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用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辩证统一的价值智慧，不断化解全球共同危机的过程，既是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现实基础的过程，也是彰显其实践效应的现实过程。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必须求同存异、化异为同，探索各民族国家的价值公约数，构建多元参与、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团结起来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形成互利共赢、共生共荣的国际关系，使人类社会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使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世界历史”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条件“如果说普世价值立足于以自私自利的个体为基础的普遍主体性，那么共同价值则立足于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互主体性。”〔15〕在世界日益共存和休戚与共的今天，由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文明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往过程，是文明交往的当代表达和具体体现。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必然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具体国家和民族，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依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主体，才能实现人类良性、积极、普遍的交往。在西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支配一切，资本的逐利本性遮蔽了文明间的真实关系，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和丰富内容，都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以交换价值为依托的个人，表现为利己的个人、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相分离的个人，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这种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虚幻的共同体”下，人类社会越来越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社会性”“共同性”，国际社会关系变得日趋紧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盛行，文明交往表现为无休止的分裂和文明的冲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看，冲突和妥协不会产生文明，只有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交流，将人类深度联结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才能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孕育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主体。习近平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引领世界积极投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比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中非合作”等实践探索，就为文明的交往开辟了新天地。在这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进一步催生出现代人的“类”意识觉醒，并促使全人类共生共存的价值共同体衍生发展，开启了世界文明赓续的新方向。（三）在培育和塑造人类文明的共生文化中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精神给养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人类文明本是开放包容的文明体系，各个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彼此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16〕5。因此，共生文化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是不同文明在彼此交往中自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置于本民族传统和人类共存现实中形成的文化“和解”，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诠释和文化“赋值”。在人类普遍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共生文化，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某种积极的精神因素。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存在差异，但不代表人类社会不存在共同认知、共同价值、共同文化，要平等对待各类文明，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兼收并蓄交往实践中，积极推动共同价值实现创造性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群体之间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关系。在这种共同体关系中，又会培育和塑造出一种“世界文化”，体现人类精神文明的交织和互通。人类文明多元多样、多姿多彩，各个文明都是共生文化的资源宝库。全人类必须共同努力，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精神，着力挖掘和培育人类普遍认同的优秀共生文化资源。比如，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相当丰厚的共生文化资源。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天下大同、墨家的兼爱非攻，都是中华文明共生文化的深刻体现和真实反映。除了中华文明外，世界上其他文明也蕴含着类似的文明智慧。因此，共生文化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精神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和深度挖掘人类文明中的共生文化，在世界共生文化的培育和塑造中认识和把握共同价值这一客观现象，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体认，在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中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着一大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涌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霸权发生动摇，世界的传统秩序开始解体，世界格局日益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加快人类文明的平等交往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任务和期盼。然而，作为西方文化霸权的“普世价值”仍然在世界上产生作用，作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价值”，它将人类客观真实的共同价值予以遮蔽，使人类陷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样式中难以自拔，导致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进一步加剧。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精神支撑，是人类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使得共同价值得到澄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以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为实践前提，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扬弃超越，凸显出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和整体性。因此，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中国人民必须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并采取积极行动，以更加主动的精神，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谋求人类美好的未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永胜，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彦琦，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