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交大 气接千载
——从《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看文化的时、境、缘
王晓勇

        每当校园樱花绽放，“春到人间万物鲜”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交通大学的华诞；三年前，在建校110周年、西迁50周年大庆之际，我校人文学院李慧教授和10余名师生推出了《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一书，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撰文给予好评，如：《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栏目发表了《地缘文化与校史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史思并重文辞清丽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出版》、西安交通大学校新闻网发表了《探索校址千载历史，感受交大百年文化》，并被中国青年网转载、西安交通大学新闻网发表了《绘交大校址千年史图，新书献礼校庆》、《传承人文火种，献礼校庆华诞》、《追溯历史脚印，人文西迁献礼》、《燃人文之火，为世界之光》、西安交通大学校庆专题网发表了《探寻脚下千年的历史文化》、《从上林苑到西安交大》等文章。2007年11月教育部对我校进行教学评估时，作为评估组组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高度赞扬我校对“西迁精神”和“校址文化”的挖掘，认为这是我校独特的亮点。

        时值我校建校113周年、西迁53周年之际，我将以《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一书为背景，谈谈文化的时、境、缘，以此作为对母校华诞的纪念。

        日月不居，岁移道替，文化的流变和发展往往是在时间进程中完成的，张扬着鲜明的时代个性，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横的方面看，南北殊俗，地异境迁，文化的流变和发展往往又是在空间挪动中造就的，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正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无论如何，文化总要因循时代的脉搏，前赴而后继，这就是文化的“时”。文化总要适应地域的风情，落地而生根，这就是文化的“境”。刘师培先生曾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可见，地域因素对文化的影响非同小可，它甚至决定了文化的价值取向。

        1956年，闻名全国的高等院校——交通大学响应中央发出的“支援大西北”的时代号召，由上海千里迢迢迁址西安，易名“西安交通大学”。从此，这所南方的教育重镇顽强地扎根在西北的文化古都，它因“时”而换“境”，与历史悠久的西安城结下了不解的文化之“缘”，实现了南北文化的联姻。

        五十年光阴遽然飞逝，交大西迁的旧事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似乎早已“时”过“境”迁。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西安交通大学只是一所尖端科技为主导的理工科名校，似乎与文化无“缘”。然而，这些都是偏颇的观念，她不仅“时”未过、“境”未迁，并且与这座遍地文物的千年古都的“缘”愈结愈深，难分难舍。她将辉煌的古老文明和灿烂的现代精神熔铸在一起，其遇合更堪称一场文化奇缘。“缘”是对等的：西安有了交大，古风中便透出一股新意；交大有了西安，睿智中便含着几分雄奇。《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一书，立足于文物考证和文化阐释，为我们思考文化变迁中的“时”、“境”、“缘”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而具体的例证。作者在绪论中这样写道：“本书将选取人文视野和文化视角，以校址上发掘发现的大量考古遗迹、遗物为实证，借助于历史文献资料，运用科学考察的方法，备述本校校基 的历史沿革，再现其原风旧貌，并从中汲取足以激励后世的优秀精神，作为我们育才树人的依凭。这样的选题，在全国各大院校的校史整理及校园文化研究中并不多 见，正是因为西安交大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才有了我们探索的天地，有了我们研究的优势所在。”这段话是全书的题旨，我们不妨从文化的“时”、“境”、“缘”三个方面来理解这段话和这本著作，反过来，理解了这本著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流变和发展中的“时”、“境”、“缘”。

        首先，文化的“时”并非指单纯的时间，而是指作为文化载体的时代。主体在“时”的进程中，可以汲取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时代思潮或文化精神，即引文提出的“足以激励后世的优秀精神”。什么是交大的文化精神呢？作者认为既是两种精神：“奉献、开拓、创业”的西迁精神，“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传统精神；又是一种精神：西迁精神和传统精神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薪尽而火传。文化的“时”根本无法割裂成一个个断代碎片，它是一部一气呵成的完整的通史。浩瀚典籍，递相祖述；古贤今哲，前赴后继。现代文明无非是古代文明的继承和积累，贯于其中的求索精神则毫无二致。其实从五十年代的“支援大西北”到当今的“西部大开发”，交大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领风气之先，岁月更迭，精神不老，这就是文化的“时”的意义。

        其次，文化的“境”并非指单纯的地理环境，而是指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主体在“境”的迁移下，可以置身于一个新奇别样的文化环境或历史背景。事实上，对“境”的 适应就是对他者文化的认可、接受和融合。交通大学从条件优越的上海西迁到相对贫困的古都西安，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对大西北的认可和接受，既要认可它深厚 的文化底蕴，又要接受它落后的经济现实，认可是轻松的，接受则是沉重的。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恢弘的气度、远大的目光和坚持的毅力。而只有经过一段艰难的磨 合期，不同背景的文化才可能融合在一起。作者在绪论中写道：“大唐时代象征着一个开放的时代，许多外来的文化营养也同样被我们的祖先吸收了进来。……这就是踩在我们脚下的大唐盛土留给历史的回忆和断想。今天的西安交大是一所日益走向国际化的著名大学，禀承唐人精神，树我交大新风，这就是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气！”可见，“境”与“时”其实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的“时”需要一定的背景支持，文化的“境”对于自身的塑造而言，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对于他者的融入而言，就更需要一定的气魄、眼光和意志力做心理支持。如今，西安交通大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举手投足间无不散发出雍容典雅和蓬勃激越的气度，这是西安的文化性格，也是交大的文化性格。

        再次，文化的“缘”并非指单纯的机缘巧合，而是指种种文化因素的相互碰撞、相互发明。西安交通大学的确奇缘不断，在校园中先后出土了很多文物古迹：西汉上林苑遗迹、西汉壁画墓、兴庆宫遗物、白居易故宅、隋唐诸寺观、明代墓葬群……。但这种“缘”不是偶然的，它一旦发生，就立刻渗透到西安交大的文化精神当中，这是“缘”与“时”的结合。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数千年人世沧桑，仿佛变幻于眼前；几十位历史名流，曾经蹑足于身旁。在这里，我们不知不觉和无数的先哲们影叠形合，共土一方。面对如此丰富的人文历史遗产，又怎能不让我们为之气屏心动、浮想神驰呢？” 但这种“缘”不是偶然的，它一旦发生，就立刻化作新的文化之“境”，影响着它的四面八方。难怪在西安交大的校园东南区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的是白居易在东亭故居写下的《养竹记》，其中这几句话已成了交大学子磨砺精神、提高修养的名训：“竹以贤，何哉？竹本固，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作者在这里评价道：“今天，世界上的名牌大学往往喜欢用本校著名校友（比如后来成为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学者、大企业家的人士）的箴言隽语去激励后生，而西安交通大学竟以千年前的诗人题撰作为座右铭，实在是得天独厚。……可见，校内那些千年历史陈迹对西安交大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毋须争辩的事实。所以广义地理解，《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可视作西安交大校史的‘史前史’。”由此可知，文化的“缘”可以伸长主体文化生命的起点，开掘文化积淀的深层，提高文化的精神价值，那么文化的“缘”就有了十分普遍和深刻的意义。对西安交通大学而言，正是借助于这份文化“缘”，她更加地沧桑厚重、风姿绰约，正是：百年交大，气接千载！

2009.3.23

        作者简介：
        王小勇：西安交大人文学院哲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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